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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逝世20周年专题 邓小平的遗产:建设一个开放的中国
发布日期:2019-06-03 16:4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1984年2月,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。他在谈话时说:“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。统一后,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,大陆搞社会主义,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。一个中国,两种制度。香港问题也是这样。”几个月后,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,正式阐述了“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”的构想,从而使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。

  腾讯体育7月5日讯 法国与乌拉圭的1/4淘汰赛即将在俄罗斯当地时间周五打响,这也是本轮比赛的焦点大战之一。赛前,来自法国的媒体《RMC Sport》也对法国的首发阵容进行了一番预测,这家媒体认为法国会采用与1/8决赛对战阿根廷的比赛中一样的阵型与首发,但是由于马图伊迪因为累积黄牌停赛,因此托利索将会取代马图伊迪出任首发。

  俞希鲁撰写的《郭天锡文集序》中说,郭异“身长八尺余,美须髦,善辩论,通国语,惆侥略边幅,堂堂然伟丈夫也”。

  转眼20年过去,如今的中国,综合国力今非昔比。这一切都得益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。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经济增长。

  同时,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,很多困难而艰巨的任务留在了后面。改革任重道远。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,邓小平在1993年说:“我已经交卷了。”

  我们将继续前行。邓小平和亿万国人一起成就的开放的中国,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国人继续前行的坚实基础。

  然而,重温邓小平当年那些公开发表的言论,朴实无华的字句中,仍能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战略家运筹帷幄,深谋远虑的睿智,以及这种睿智所带来的震撼和启迪。

  而他和亿万国人一起成就的开放的中国,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国人继续前行的坚实基础。

  对外开放,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顺应时代,面向世界,面向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抉择。

  这年6月30日,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:“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,577777开奖记录今晚王中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。”10月6日,他对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讲:“总结历史经验,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。”10月22日,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,又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闭关自守的苦头,“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,到鸦片战争,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,如果从康熙算起,也有近二百年。长期闭关自守,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,愚昧无知。”

 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的经验,邓小平认为,“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,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”;“不开放不行。”

  闭关自守的苦头,不仅仅是我们的祖宗吃过。1984年10月22日,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:“我们吃过这个苦头”。

  闭关锁国时期的中国大陆,国弊民穷。面对外宾,邓小平也不讳言这一点。1982年9月18日,他跟来访的金日成说:“我们干革命几十年,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,截至一九七八年,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,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。”1985年4月15日,又对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说:“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,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,生活水平很低,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。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。”1987年5月12日,邓小平告诉来访的荷兰首相吕贝尔斯,“过去吃不饱,穿不暖”。

  之所以会造成如此局面,邓小平1987年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说过:“建国后,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,我们吃亏都在‘左’。”“左”到什么程度呢?他在1978年10月10日对来访的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讲:“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,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‘崇洋媚外’”;“这是一种蠢话”。

  当时却是蠢话大行其道。闭关自守到这种地步,自然免不了会坐井观天,夜郎自大。1991年初,邓小平视察上海时就曾提到1974年的“风庆轮事件”。他说:“我跟‘’吵过架,才一万吨的船,吹什么牛!一九二○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,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。”

  外部世界并不会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而停止变革和发展的步伐。1979年10月4日,邓小平告诉参加座谈会的中共省、市、自治区委员会:“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,一九七七年,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,占世界第五位。第一位是科威特,一万一千多美元。第二位是瑞士,一万美元。第三位是瑞典,九千四百多美元。第四位是挪威,八千八百多美元。”可在中国大陆,“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”。

  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差,有着世界眼光的邓小平,看到了“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,发展不起来”,认为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。”而“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”;“世界天天发生变化,新的事物不断出现,新的问题不断出现,我们关起门来不行,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。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,就是在第三世界,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。”

  从这个角度来说,对外开放,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种觉悟,一种理性回归。1978年10月10日在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,邓小平提出:“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。”1987年6月12日,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客人提出:“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,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。”邓小平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和胸襟,为了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,正如1995年12月12日在外交部《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》开幕式上所言,“调整了过去曾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作法”,“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”,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。

  这种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,是中国发展的内在需要。1985年4月15日,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:“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,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,孤立起来,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,不加强国际交往,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、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,是不可能的。”1988年6月3日,他又强调:“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。中国要谋求发展,摆脱贫穷和落后,就必须开放。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,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。”

  作为一个战略家,邓小平敏锐地看到,发展起来的中国更离不开对外开放。1984年10月22日,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:

  “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,我们的产品怎么办?统统在国内销?什么都自己造?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,自己的卖出去一批?所以说,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,翻两番困难,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。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,我说不会变。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,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,还有第二个目标,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,打慢一点,算五十年吧,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。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,闭关自守都不可能。”

  对外开放,并非权宜之计或心血来潮之举。邓小平是把它视为中国不可或缺的战略需要。一方面,他并不认为,也没有期望对外开放十全十美。之所以还是选择对外开放,是基于理性、明智的战略权衡。1984年10月22日,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:“历史经验教训说明,开放伤害不了我们。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,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。……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,要意识到这一点,但不难克服,有办法克服。你不开放,再来个闭关自守,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,肯定不可能。”

  正因为视对外开放为不可或缺的战略需要,邓小平不仅针对国内外担心中国开放政策会变的疑虑,一再解释和强调不会变,表示“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。路子不会越走越窄,只会越走越宽”,而且还强调不能变,也变不了。1986年11月14日,在会见前美国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,据《邓小平年谱》记载,邓小平说:

  现在人们议论邓某人如果不在了,中国会不会坚持开放政策,我说,不是哪个人在不在的问题,而是这个政策对不对。根据我们近八年的经验,这个政策是正确的。如果哪一天有人想改变这个政策,人们不会支持他,他就会被打倒。所以说,既然这个政策是正确的,也是中国的希望,谁也改变不了,下个世纪也会坚持下去。

  正因为将对外开放放到了如此的战略高度,即使面对局势的某些波动,邓小平依然能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,沉着冷静地来看待对外开放,他从未动摇对外开放的战略认识:“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,得到了很大的好处。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,就是开放得还不够。我们要继续开放,更加开放。”邓小平的这种战略坚定,1991年视察上海时再次展现给世人,他说:“闭关自守不行”;“开放不坚决不行”。

  这也可见,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,邓小平始终坚持,对外开放是中国走向兴旺发达的不二路径,动摇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战略,就是动摇国本,戕害国运。

  (文中引文均出自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二卷、第三卷。作者近著《帝国崛起病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)